甄甫先生来咨，命璞山率勇前往。璞山血性过人，忠勇奋发，料应气吞云梦，慷慨长征。惟其近来言行，未尽妥善，弟恐其稍涉满溢，或致偾事，昨已为书规之。更望阁下面与深论，奖其忠劳，而匡其未逮。在省官绅中，有能毅然请缨，偕璞山同往救鄂者，亦望殷勤劝驾，相与扶助大义，共赞忠勋。若阁下怜邯郸之危急，为充国之自行，甫脱援江之甲，又据救鄂之鞍，则义声一振，从者如云。此北省官民所祷求，岷、筠、石樵诸君所盼切，弟所急欲推毂，而不敢强焉者也。

弟身虽羁衡，心系省会，所以不往省垣者，具详前复方伯公函中。近又悬系鄂省，顾天下之全局，念师友之私情，盖关系者极大，想阁下亦同此焦虑也。

与徐君青

粤逆大舸鳞集，游弈江汉，上溯荆、襄，远窥秦、蜀，皆意中应防之事；惟鄂省情形，实为难堪。人民散尽，豺狼满江；舟无半帆之济，粮无一月之储。即有银两给付兵勇，亦且无物买办。此等景象，岂堪设想！苦我甄师及江、唐诸君，虽有忠义谋勇，固亦莫能展布。弟昨因接甄师来咨，即欲令王璞山同知率勇援鄂，已为书商中丞，并详告璞山矣。伏望阁下及诸先生赞成其事。

省城调兵募勇，鄙意以不过万人为妙。盖二月以后，势不能支，本省之捐输无可恃，外省之拨饷无可冀。届时而图之，则噬脐何及！且无论一万也，但使有兵勇七千，以三千坚守垛口，兼中权游击之兵；以四千驻扎城外，通南面接济之路，则贼虽猝来，亦自可立于不困之地。故亦屡函商之中丞，酌量减汰兵勇，想阁下亦有同心也。

与吴甄甫制军

初五日接到廿八日大咨，令派张润农太守、王璞山县丞带勇往援。细思此贼若窃据鄂中，则上攻荆、襄，远窥秦、蜀，皆意中所有之事。诚使如此，则长江万里，专为贼有，北兵不能渡江而南；两广、两湖、三江、浙闽遂若隔置化外，而湖南唇齿之邦，尤不能须臾以安。鄂省之安危，于天下之关键既大，于湘省之祸福尤切。自奉来咨，即日发书与中丞熟商，并有书与徐方伯、夏观察矣。惟张润农业由衡回新田招勇，新集之卒，兴办一切，仓猝不可遽就；即就矣，而自新田至长沙已近半月行程。润农之为人，行过其言，亦恐迁延，不克星驰前赴。是以专为书与王璞山，令其率湘勇三千，即日往鄂。顷尚未接中丞、司道及璞山回信，未审定议援鄂否也？

璞山前欲招勇二千，为湘人报七月之仇。国藩亦欲招勇数千，为岷樵添一臂之助，已有成议，将兴举矣。适田家镇之变，下游警急，长沙戒严，中丞命璞山招勇防守省垣。顷闻业招三千，即日可到省城。故国藩嘱其率以往鄂，若其定议，大约十五前可以起行，十日可抵武昌也。璞山驭士有方，血性耿耿，曾邀吾师赏鉴。惟近日气邻盈溢，语涉夸大，恐其持心不固，视事太易，曾为书规之。兹录呈一览。吾师用其长而并察其不逮，俾得归于深稳之途，幸甚！

与骆中丞

接奉初九申刻手示，并咨到寄谕，敬悉一切。援鄂自是正办，尊见极是。侍前信痛切言之，而不敢决者，以侍既不能回省，则虽发此议，仍应阁下裁定。今得老前辈主持，赴鄂之见甚坚，全楚幸甚！天下幸甚！谕旨饬办之件，即能赶紧办到，犹为人臣者稍尽微悃之一端。望即催王璞山带湘勇三千，星速起行，至要至恳！惟谕备炮船，仓猝实难兴办。敝处所拟之簰，止堪湘中之用，若以放于重湖大江，则簰身短小，难压洪涛；若因此式推而大之，则行动笨滞。又夏憩兄所谓“以之堵御则有馀，以之转战则不足”者也。且连日大雨，即搭一厂而不可得，而造簰更难就役。计造备百簰，教练千勇，非两月不为功。即成矣，又不克为援鄂之用。智虑短浅，只增愧愤。自簰而外，或另筹炮船，如小钓钩之类，而民舟既不能多雇，水手又不习战阵，以视三五千帆之贼艘，多寡既悬，勇怯随之，或且弃舟潜遁，此项船只，仍以资贼，此亦意中之景态，非好为过虑也。再四思维，如何而可，不特钦奉谕旨，奠能覆奏；而贼樯横塞江汉，将何以驱之使去？东南全局，桑梓深忧，岂堪设想！老前辈焦虑之馀，当有至计。现拟如何覆奏，即求飞示。

与吴制军

接奉大咨，令派兵勇赴鄂。初十日奉呈一函，言令王璞山带勇三千往援，想已收到。

顷得中丞回信，与国藩意见相合，大约日内可起行。惟带勇之人，实难其选。璞山血性过人，而才器难以驭众。前将三百六十，则恢张有馀；今加至三千，则恐照料不周。前已将信稿呈阅矣。此外，官场如平江林令，代理兴宁之孙令，颇能自将一军，而仓猝不能调遣。国藩昨已书嘱夏观察带兵一行，而省垣需才，恐不果行。绅士中亦有数人可用，目下俱以他务不得往。到鄂以后，将湘勇交朱石樵刺史，或少得力耳。

吾师昨咨中丞，请南省筹拨银二三万解鄂。现在有委员解广东饷银十万往江南大营。国藩思天下大局，能通南北之咽喉者惟鄂，能扼长江之中枢者惟鄂。此时之鄂，视金陵更为吃紧。武昌兵勇近万人，万一饷需不继，一旦溃散，岂复可问！已函商中丞，竟将此项粤饷，全解鄂省支用。权其轻重缓急，不得不出于此，或由中丞奏，或由吾师奏，想朝廷亦必深谅也。

与刘孟容

伯母已得安葬，甚善！四方多故，早为封树，即亦无复他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