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杀生最可养心，最可惜福。（动物和我）一样有皮肉，一样会痛苦，只是不能说话，不知道它们在刀板上是何等痛苦啊。我却日日吃肉，设宴应酬，几乎没有为它们思考，又有什么仁心可言！宴请客人菜品不多，兼用素菜，恳切为生命着想，能节省的就节省。少杀一个生命，对我心来说有无限安稳处，积累这种仁爱之心和慈悲之念，自有无限妙处。这又是善的一大功课啊。

有一种庸俗的人，像受雇为别人抄书的人、做买卖交易的中间人、媒人、唱曲的人之类，他所知道的，只是权势；所谈论的，只是声色；所喜好的，只是酒色而已。与他们交往，一来妨碍读书之功，一来消弭高明的意趣，逐渐浸入，引导人往不好的方向人却不自知，这就是所谓便辟侧媚，造成的损失不小，应当速速警觉。

因为各种各样的缘故没有读书的，只要遵守太祖高皇帝圣谕六言：孝顺父母，尊敬长辈，和睦乡里，教育子孙，各自生活安好，不要胡作非为。时刻在心里转一遍，口中念一遍，胜于诵经，自然生长善根，消除罪过。在乡里中做个善人，子孙后代必然会兴盛。各寻一个道理，专心保持不改变，自然就有机遇。不要胡作非为，尤其要戒掉赌博、嫖娼、告状，这三件事，不读书的人更容易犯，家破身死尤为迅速。庸书：受雇为人抄书。

高攀龙（1562 年—1626 年），字存之，又字云从、景逸，世称“景逸先生”，江苏无锡人，明朝政治家、思想家，东林党领袖，“东林八君子”之一，后人尊称“高忠宪公”。有《高子遗书》十二卷，以及《周易易简说》《春秋孔义》《正蒙释》《二程节录》《毛诗集注》等书。高攀龙在学术思想上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倡“治国平天下”的“有用之学”，反对“空虚玄妙”。无论在朝在野，高攀龙时刻关注国家的命运，关心百姓的生活，在邪恶面前捍卫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保持了清正廉洁的崇高气节。

晚明社会，朝纲废弛，奸佞当道，高攀龙为明皇朝忠臣，与权阉魏忠贤势不两立，绝不阿俯奉迎，取一时之荣华富贵。在取人上他认为“要知圣人取狂狷之意”，因为“狂狷皆与世俗不相入，然可以入道”。正是这个原因，他强调取人以德为先。在告诫子孙慎言语、慎择友的同时，他要求子孙多交贤友。“若是贤友，愈多愈好，只恐人才难得，知人实难耳。”这就是他在严酷的文网吏治境况下，主讲东林书院，与奸佞不屈斗争的精神所在，这对于子弟成长实在是极为有益的教诲。

晚明社会之腐败风气，在中国历史上是人所共知的，酒色财气，人欲横流，上自皇帝，下至士绅，沉溺其中，不可自拔，一部《金瓶梅》，就是生动写照。高攀龙对此自然深恶痛绝，要求子弟朴素度日，保持男子之节；更不许子弟亲近匪人，赌博宿娼，堕入下流。这是日常生活的道理。语虽浅，理尤深，尤其在那个腐败的社会，更是金玉良言。立身处世，当戒除恶习。对待他人，也要救难怜贫。他要求子弟省俭，并非只是为了积累财富，以图家业兴旺，还要用来济人急难，积德行善。他还主张“少杀生命”，这不仅是佛家慈悲心肠，还有为了节俭的目的，并且有助于消弭子弟的暴戾之气，培养其仁爱之心。

高攀龙的《家训》，如家常口语，娓娓道来，亲切生动，因此也极感人。虽是处世经验之谈，但其中时见刚直之性，真正是文如其人，使人读后油然而生敬意。

傅山 傅山仕训

仕不惟非其时不得轻出，即其时亦不得轻出。君臣僚友，那得皆其人也！仕本凭一“志”字，志不得行，身随以苟，苟岂可暂处哉！不得已而用气①，到用气之时，于国事未必有济，而身死矣。死但云酬君之当然者，于仕之义，却不过临了一件耳②。此中轻重经权③，岂一轻生能了？吾常笑僧家动言“佛为众生”，似矣，却不知佛为众生，众生全不为佛，教佛独自一个忙乱个整死，临了不知骂佛者尚有多多少也。我此语近于沮、溺一流④，背孔孟之教矣。当此时，奔逐干进泊天地，下皆不屑为沮、溺矣，岂如此即皆孔孟耶？但囫囵略道之，尔辈顾素闻大义明矣，何必我口一一诛求。运气当尔，若不达观，真正憋杀几个读书求志之人。须知志即在读书中寻之，不失为门庭萧瑟之风流也。

仕之一字，绝不可轻言。但看古来君臣之际，明良喜起⑤。唐虞以后，可再有几个？无论不得君，即得君者，中间忌嫉谗间，能保终始乎？若裴晋公之遇唐宪宗⑥，亦万一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