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往后，凡是想托籍到我们家中当义子的统统拒绝，凡是冒犯我们的统统包容，不插手与己无关的事，不挑起公私诉讼。治家的人要勤俭持家，读书的人要专心在科举考试上，谦虚自守，待人有礼，一旦遇到有所匮乏的人，要在合适的时候提供帮助。否则就像船一样，一些人在上面撑篙摇橹、扬帆放缆，另一些人却在下面不断椎凿，船一定会沉没的。掌控船的人还能有什么办法吗？就那样站在那里等着船沉没吗？心里要明白，不要将来后悔。你们可以把这篇文章粘在墙壁上，不时观看，警醒自我。契子：契，契约，盟约；契子，义子；明代部分平民为逃避徭役赋税，托籍于拥有赋役豁免权的士大夫名下，甚者更借势胡作非为。自牧：自我修行。篙之橹之、帆之缆之：篙，撑船的竹竿或木杆；橹，比桨长大的划船工具，安在船尾或船旁；帆，挂在船桅上的篷，可以利用风力使船前进；缆，系船的粗绳或铁索。篙、橹、帆、缆都是船上工具，在这句话中均做动词用。

这封书信涉及明代中晚期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在明代，读书人之所以拼尽全力考取功名，不仅仅是因为官位的诱惑，也是因为各种功名所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一个人假如乡试中举，那么，举人的身份不仅可以帮助他取得任官的资格，也能让他免除人头税和徭役，甚至在他名下的田产，也可以免去部分的税收。而假如他能像薛侃一样成为进士，那么，无论他名下的田产有多少，均可免缴国粮。因为这个原因，很多普通老百姓争先恐后地把自己的田产挂在达官贵人的名下，出卖自身部分利益来攀附权贵，躲避各种苛捐杂税。更有甚者，这些托籍在达官贵人家里的“契子”还狐假虎威，利用绅士的特权横行乡里，为非作歹。这种情况不断发展，就使国家的可征税对象不断缩小，而一般农民所受的税收压力不断增大，最终酿成社会矛盾的大爆发。托籍现象的流行，根本原因在于士大夫的不知检点，为了一己私利，纵容了属下的越界之举，败坏了社会的风气。薛侃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信的最后，他要求自己的子弟们要严拒那些投靠到他们家的“契子”。这种风气今人也有，媒体不时曝光社会上各种“干爹”“干女儿”的丑闻，虽非为了避赋税苦役，但“权力寻租”的实质古今是一样的。

当然，本信最大的主旨，还是劝说家中子弟对眼前的荣华富贵要知足自制，不可一味贪求。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钟鸣鼎食之家的少爷们陷入骄奢淫逸的生活之中而无法自拔，是无论哪个社会都要面临的难题。我们在王阳明、黄绾的家庭身上就看到类似情况，薛侃也不例外，他一方面劝诫子弟克制欲望，谨慎为人，一方面诉诸于先人，希望用祖先们勤俭谦让的美德感化子弟；然后是讲道理，所谓月满则亏。薛侃一再强调，给一个人带来美好生活的，是他的内在道德，而不是钱财、房产这些身外之物。仗势欺人，只会不断增强无产者的仇恨，最终受到来自老天的惩罚。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古人与现代人一样，需要面对财富、地位、权力的诱惑，并且在纵欲的诱惑下，坚持一种得体的、自我克制的生活方式，即便在名儒的家庭中，也是困难的。我们总寄希望于通过道德的劝诫，以增强个人的内在修养。我们或者会问：当这些家书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某种相似的论调时，是否正佐证了这种劝诫的苍白呢？答曰：这样的努力绝非徒劳。现实的人生尽管从来没有完美过，但如果没有道德理想的指引，只会是更为卑污不堪。薛氏家族的世代兴旺，至今仍纪念、祭祀薛侃这位先祖，正印证了其家训思想的生命力。

薛侃要求把此信贴在墙上，让家人见字如面，时时警醒。这做法在古代颇普遍，今人不妨仿效。

后记

评注的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几个月，到今天终于告一段落。遗憾之处当然还有，比如王阳明家书中涉及的大量掌故、人名，即使在网络检索极其便利的今天，也仍无法一一索解。还有翻译的问题：占本书绝大部分篇幅的书信内容和文字都比较通俗，是否有必要翻译？如翻译，是逐字“硬译”还是“意译”即可？最后，考虑到明代浅白的文言到底在语法、词汇上与今天的白话存在较大差距，我们还是进行了翻译。但学力所限，译文只能做到基本的传情达意，离严复所标举的“信、达、雅”还有相当的距离。这些，都只能寄望于今后有机会继续改进了。

王阳明没有写过以“家训”为题的篇章，本书所谓家训，除《示宪儿》《客座私祝》两篇系对子弟的训诫以外，其余的实际是他写给子弟书信的选集。这一方面导致本书在系统性上无法与《颜氏家训》《温公家范》那样的专门著作相比，但也因此获得了某种灵活性。如果说《颜氏家训》等书反映的是作者对于如何经营一个家族的整体思考，那么，本书选录的阳明家训则反映了他对家庭生活中所遭遇的具体问题的见解。以爱读家训闻名的周作人曾经抱怨过部分理学家的家训“虚假得讨厌”（《关于家训》），阳明的家训显然不存在这个问题。相反，亲切感是我们阅读这些书信时得到的最直观的印象。作为一名高级官员、学派领袖，阳明对子弟的关心、教育涉及立志、求学、交友、应试、治家，甚至养生等方方面面。但无论谈论什么问题，他总是言辞恳切、极有耐心，有时甚至近乎絮叨。在这些纯从内心流出的文字当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板起面孔说教的学究、领导，而是一位苦口婆心的父亲、兄长。他尝试将自己对于“心即理”的体悟传达给子弟，但不是以抽象论辩的方式，而是以具体的实践为例。阳明心学之所以能在明代中后期风靡全国，和阳明先生身上强大的践履精神是分不开的。我们在附录所选的王门弟子家训中，也依然可以感受到“行动中的儒家”（杜维明先生语）的魅力。

另外一点值得探讨的是，古代士大夫的“家”的规模，比我们现在习惯的三口、五口之家要大得多。那时一个人读书入仕，往往是整个家族共同努力的结果。功成名就之后，他也有责任领导整个家族走向更高的社会地位。本书中的阳明以及其弟子，都是这样的大家长。他们深陷乡族巨大的漩涡之中，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以阳明为例，王家由于他父亲王华的科举成功，进入了士大夫家庭的上层。到阳明先生这一代，他的兄弟们已多少染上了富家子弟的毛病，更遑论他们的下一代。许烺光在《祖荫下》所分析的导致传统社会“富不过三代”的种种弊病，正在缓慢侵蚀着家族的根基。所以我们在家训中看到的阳明是充满了忧虑的，他一方面因为国事常年在外，一方面又要忧心家中的诸般事务。“当家难”在当年，并不只是一句无关痛痒的感慨。

近百年来，随着社会的急剧变动，中国的家庭结构虽然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齐家”也不见得比当年容易。学习古人在处理家庭内外复杂人际关系时的智慧，对于我们在各种家庭、社会事务中去实现自我—他人的共同修炼与成长，仍然是多有助益的。这，正是我们合作这本小书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