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正义》中说“以其性和同必流移随物合和而不移亦中庸之德

《礼记·正义》中说：“以其性和同，必流移随物，合和而不移，亦中庸之德也。国虽有道，不能随逐物以求荣利。今不改变己志，以趋会于时也。”

朱子说：“此四者，汝之所当强也。国有道，不变未达之所守；国无道，不变平生之所守也。此则所谓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胜其人欲之私，不能择而守也。君子之强，孰大于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气之刚，而进之以德义之勇也。”

所谓“强大”

人这里所说的“强大”“坚强”，实指乃要坚持“中庸”之道。君子在生活中，有自己的处世原则，和而不同，中立不偏，坚守有道，便是一种强大；在大是大非上，能挺立洪流，不流俗，不媚俗，这也是一种强大。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王隐，字处叔，陈郡（今河南省淮阳县）人。“以儒素自守，不交势援，博学多闻，受父遗业，西都旧事多所谙究。”东晋元帝建国之初，他被召为著作郎，令撰晋史。

其父王铨（公元也53年—公元也95年）为魏晋时人，“少好学，有著述之志，每私录晋事及功臣行状”。因社会动荡，王铨早逝，留给王隐的“遗业”，即《晋书》和《蜀记》资料或部分稿本。

建兴年间，东晋丞相军谘祭酒涿郡祖纳对王隐非常器重，二人雅趣相投，友谊深厚。祖纳爱好围棋，沉迷其中，不问事务。王隐每次予以劝止，祖纳都说：“聊以解忧。”王隐说：“古人生得其时，就借机施展抱负，建立宏图大业。如果生不逢时，就退居独处，修养心性，以立言著述成就自己。因此，无论是得志于仕途，或是失意于当世，对于事业的追求从不懈怠。现在，天下动荡，兴替忽急，晋朝的建立和巩固的历史过程中，还未及编写自己的史书，而在时代的每一个进程中，各种史料散失殆尽，无人有心预为设想。你的经历丰富，年轻时就进入政界，任职各地，对于中外政略得失成败尽皆耳闻目睹，为什么不把它记录下来，编撰裁夺，留传后世呢？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蔡伯喈作《劝学篇》，史游作《急就章》，至今犹留传于世，其名因此而不朽。与他们同时代的人中难道没有人才吗？然而却大多默默无闻，正是因为没有自己的著作啊。因此，古人说‘君子疾没世而无闻’。《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何况一部国史提供给人们的是国家命运的盛衰与政举的得失鉴戒呢，这才是一个有志之人应该从事的事业，何必每天借棋子来消磨岁月以排遣烦忧呢？”

祖纳喟然叹息说：“不是我不赞同你的见解，只是心有余而深感能力不足啊。”

于是祖纳向皇上推荐王隐撰写国史。

晋元帝认为东晋刚刚建立，百废待举，政权还不稳固，无力顾及，暂时不必组织编写《晋史》。

到大兴初年，东晋的政权得到巩固，各种制度基本建立完备，政治稳定，于是征聘王隐为著作郎，负责编写《晋史》。

其时，著作郎虞预也闭门自己撰写《晋书》，由于他生长在东南，对于中原政权变迁及政治事件了解很少，多次拜访王隐，并借阅王隐所写作的书稿，窃取其中的内容，内心十分嫉妒王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