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宋王朝还设置道官、道职建立道阶品位整肃道教纲纪政和四年（）

赵宋王朝还设置道官、道职，建立道阶品位，整肃道教纲纪。政和四年（），徽宗下诏“诸路监司，每路通选宫观道士十人，遣发上京，赴左右街道录院讲习科道声赞规仪，候习熟遣还本处。”又下令各地州县，仿照儒学的形式，设立道学。重和元年（），徽宗下诏：“自今学道之士，许入州县学教养，所习经以《黄帝内经》、《道德经》为大经，《庄子》、《列子》为小经外，兼通儒书，俾合为一道。大经《周易》、小经《孟子》。”初入道者称道徒，每年进行考试，根据成绩，分别授以元士、高士、大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隐士、逸士、老士等名号。（这些名称相当于宫品的五品到九品）又依儒学的贡土法，学道之士亦可通过考试为贡士，到京师入辟雍或太学学习，并可每三年参加大比，殿试合格者则称为高级道士，授以道官道职。据《宋史·徽宗纪》载：“重和元年置道官二十六等，道职八等”，道宫中最高的称“金门羽客”，可以佩带金牌，出入宫禁。

由于宋徽宗的崇道，道士获得殊荣，逐渐干预朝政，利用皇权，打击佛教、巫教、明教等民间其他教派，引起其他教徒的不满。由信奉明教的方腊率领的民众起义，就是历史的印证。

《太上老君常清静经》石刻因循保守、苟且偷安的政治路线与尊儒学、崇道教的思想路线，导致宋朝的政治陷入了越来越深的危机。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压榨，激起了连绵不断的农民起义，极大地震撼了宋王朝。虽然，自真宗统治以来，有识之士屡屡上书，改革朝政，如王禹僻建言“五事”，宋祁主张免除“三冗三费”，范仲淹建策“新政”，王安石实施“变法”等，但这些都未能挽救宋王朝的衰落。宋徽宗一生信奉道教，直到作了金人阶下囚时，犹穿紫色道袍，头戴逍遥巾。这样的下场，也是对道教的最大讽刺，最好的鞭斥。

道教内丹派与道学

隋、唐以来，道士煅炼金石物质，服食丸丹，借以成就金刚不朽之躯的金丹道风靡于世，帝王、官僚、富贵阶级争相倡导。然而在众多的服食者面前，其弊病也逐渐败露。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十九《唐诸帝多饵丹药条》记载有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服丹药中毒致死。五代蜀何光远《鉴诫录》谓梁太祖服方山道士庞九经所进金丹，眉发立坠，痈疽发背而亡；南唐《钓矶立谈》记载有南唐烈祖服金石药，患痈致死的史实。此外，道士烧炼黄白之术，实际都是炼药金银，以混淆真金银，谋利钱财，在社会流行，便成一害。因此，外丹术逐渐被世人视为欺人之术而遭到鄙弃。

道教历来认为宇宙是大天地，人体是与自然相应的小天地。天地自然的形象、变化与人体生理机制的形态、性情的变化是相似、相应、相通的。当模拟自然的外丹金石术在实践中失败后，道士们则从道教故有的胎息、服气、存想等内炼法转变而为模拟自然的内丹道。

隋文帝开皇（～）年间，罗浮山道士青霞子苏元朗托言学道茅山，得大茅君秘旨，著《旨道篇》，创“内丹”之说。唐刘知古撰《日月玄枢论》，以内丹思想解释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五代彭晓撰《还丹内象金钥匙》，阐发内丹思想，内丹学说开始兴盛。其后著名者是钟离权、吕洞宾，后代奉为内丹始祖。

钟离权，又称汉钟离，传说为仙人。唐末吕洞宾游华山，遇钟离权，受“大道天遁剑法，龙虎金丹秘文”，传授金丹大药之道（见宋吴曾收石刻《吕洞宾自传》）。吕洞宾，唐代山西礼部尚书吕渭之孙（见《岳阳风土记》），咸通初年举进士不第，后避兵乱，携家隐居终南山，学老子之法（见《雅言系述·吕洞宾传》）。吕洞宾用易学象数理论参以《灵宝毕法》来研究炼养之道，提倡身体、精神同时修炼（即性命双修）的内丹术。两宋以来，道教内丹派便以钟、吕一系为主流。

南宋李简易《玉溪子丹经指要》卷首载《混元仙派图》，列出钟吕一系传承谱有八十余人，其中第四代传人是两宋内丹道最重要人物张伯端、陈抟。